在这里部电影中,陆川那样对日报新闻报道工作者说

 www.2015.com文学文章     |      2019-11-23

陆川:我最早做这个电影时候,看到的更多是挣扎。因为我知道中国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很差。但是迪士尼要求我去拍一个给全世界小孩看的快乐的电影。这个要求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我说你们不了解中国。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我不了解野生动物。

解放周末:假设熊猫、金丝猴、雪豹生活在国外,那么呈现出的故事会不会有所不同?

陆川: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是有意思的,但重点是我们要传达什么。影片由三个家庭的故事组成,要完整地传达一个关于生命的哲理。所以它本身就是要去讲一个人的事情,人相信的一个东西,通过这个东西能看到中国以及中国的野生动物。至于里边关于自然科学的东西,这些科学已经存在了很久,不会因为一部电影而被扭曲。

www.2015.com,拍摄雪豹时,这位“冰雪女王”神出鬼没,摄影师一个月都没抓到一个镜头。青藏高原天气多变,一会儿下雹子,一会儿下雪,一会儿出太阳,摄影师只能在风雪中等待;拍熊猫的时候,用长焦没法把周围拍得很清楚,用广角推上去时,熊猫又会警觉。为了拍到熊猫放松下来哺乳的状态,摄制团队只得穿上熊猫的衣服爬过去,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拍。

■ 对话

陆川:我有不小的变化,以前我对野生动物在中国的生存状况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一些珍稀动物被猎杀。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却发现这些动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得很快乐。它们的生命力的绽放,在拍摄到的素材里处处都能看到。这些东西抑制不住地感染着我,也影响了我对整个电影调性的判断。

如果是四步,观众够不着闻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是烂片儿。但是这个评价确实是很残酷的,现在基本上评价语言很贫乏。

陆川:坦率地说,在我进入电影行业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这部戏是唯一一次非常专注、专业地只做导演和编剧的工作。我突然发现专注地去做一件工作是如此之享受,如此之纯粹。

“我不觉得这部电影受表扬,它在我心中就真的是完美。”陆川说。

陆川和他的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 海沙尔 摄

“其实我觉得一边倒也不正常。一般来说三种片子容易得到文艺界的表扬和大家的同情:艺术片、没钱的穷片,再有就是没票房的片子。”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的休息室里,陆川这样对早报记者说。在中国电影圈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见过鲜花,也经历过横飞的唾沫星子,陆川看得很透彻。

陆川:在前期长达半年的筛选动物中,我们数次“割爱”。我一开始报了十几种动物,有东北虎、亚洲象、白鳍豚、扬子鳄等。后来预算有限,得选最想拍且能拍到的。拍白鳍豚,有可能一两年都拍不到一只,而且长江水比较浑浊,拍不出非常漂亮的镜头。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平衡的结果。

东方早报:你提到《可可西里》,相比《可可西里》中充满的苦难和人性的丑陋,很多人看完《我们诞生在中国》之后觉得太快乐了,快乐得不像陆川的电影。对于十二年之后这个风格的转变,你怎么看?

解放周末:整个拍摄过程中,您的观念是否也有所改变?

陆川:这个问题在这个阶段是不能透露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自然电影拍摄期间是全部以纪录片的方式去制作的,它有严格的拍摄伦理和拍摄道德,不许投喂,不许干涉,不许改造自然环境,不许用各种方式引导动物去做和它们生活习性不一样的行为。在制作期,则完全是按照商业电影故事片的方式,需要去塑造人物,需要剧情,需要有视觉的情感高潮,它要完成一个故事。

他们坚实的背影和硕大的背囊散发着只属于真正电影人的那种浪漫和坚韧的光芒……”

就在几天前,陆川还担心因低排片率被撤片,于是他在北京包了10场请朋友观看。

陆川:当然会不同,我们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想得更多的是跟中国当下的对应。比如,动物的“二孩”,如果国外观众看,就不会那么地会心;另外,国外父母对孩子的溺爱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中国的父母正好呈现了影片中熊猫对孩子的情感,这很“中国”。

陆川:第一,我和迪士尼合作,发现他们的宗旨就是任何的作品都要讲一个好故事。其实自然动物的纪录片,凡是好的都有故事。只是强剧情和弱剧情的区别。

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一上映,就被称为近年来电影圈的一股“清流”。

在这个市场上,问题都是被放大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量化地去测评过多少人喜欢、多少人不喜欢,大家都很模糊地去做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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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三百多个小时的素材的时候,我在动物的生命轨迹中,看到至少百分之七八十是快乐的。这让我特别触动。即使生命再艰难,支撑它们在阳光下奔跑,在风雪中伫立的力量,是一种生命本初的快乐。当我捕捉到这种真实的快乐之后,我就尽情地去抓这些快乐的瞬间。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死亡其实是另一种开始

东方早报: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对于里面的动物角色十分好奇,究竟是不是同一只动物的故事,还是说拍到了很多动物,把它们糅合在一个角色里?

黑色T恤、黑色鸭舌帽、黑框眼镜,着装透露出陆川的性格——低调内敛。但他并非不善言谈,聊到自己钟情的电影,瞬间会进入一种“一直讲故事”的亢奋状态。

5个摄制组分别跟拍雪豹、藏羚羊、大熊猫、金丝猴、丹顶鹤。

我知道有一位影院经理,从《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电影上映第一天起,就默默地把放映场次加了上来,而且不遗余力地在院线经理群中为这部电影呐喊。电影界有这样的人,我很感恩。

“它有严格的拍摄伦理和拍摄道德”

陆川:我在做《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时候没有特别强烈的宿命感,但放映的时候这种感受却很强烈。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拍两部和动物有关的电影,但现在真的会有强烈的命运的感觉。我一直觉得这不仅仅是偶然,虽然我并不知道下面的命运是什么。

在美国迪士尼内部,他们在说服我去拍摄的时候,他们说是故事片。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这到底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各个国家的规定都不明确。这将来可能需要纪录片行业的同事去探讨。

陆川:确实是。自然电影不是纪录片,需要创作者的编剧能力以及传达生命体悟的能力。对世界没有深入观察、对人类生活没有深刻体察的创作者,恐怕很难从神秘壮丽的大自然中提取出更多的哲理内涵。这要求创作者脱离低级趣味,从一味搞笑的窠臼里站起来,透过烟火气看到更广大的世界和更广博的生命,这是自然电影创作者需要的境界,也是对一个国家电影产业是否良性发展的检验。

慢慢地我发现真正绑架动物的是我们人类说的那种灾难。你老说动物是有灾难的,那是人类认为的灾难。它可能吃饱了晒太阳就觉得快乐。所以没有理由把快乐的全部剪掉,弄一个特别苦难的。这是一个最大的谎言。

人物小传 陆川 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品有 《寻枪》 《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王的盛宴》《我们诞生在中国》等。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剪这个片子期间,我的孩子出生了。有孩子前后我阅读素材的能力和角度都不太一样。熊猫的素材我在有孩子之前是有点拒绝的,因为它每天在那吃、卖萌,傻白甜,我找不到那种戏剧冲突,这是我做电影习惯性要去依靠的东西。

他们是摄影师,更像是执着的影像捕手。

东方早报:这次和迪士尼合作,让中国观众了解了之前还较为陌生的自然电影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电影,这部片子对于自然电影在中国的推广有什么样的启发?

票房崇拜、粉丝经济等都是电影工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但我觉得导演的本分是讲好故事、拍好戏。守住这个本分,所有的东西都是加分的;守不住的话,所有的都是减分的。

但是我有了孩子之后,再看熊猫和孩子的镜头,我发现我会爱上那个镜头。

陆川把《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来自四个国家的电影人。在拍摄完成的那天,他写了这样几句话:

东方早报:这部片子算不算近几年你的片子中评价最好的一部?

陆川:真的是。我们一共有350个小时的素材,这就是5300本四百尺胶片,相当于6部《南京!南京!》的素材量。这次的困难是几乎每个镜头都可以成为电影的一部分,而每一个镜头似乎又都可以舍弃。

陆川:我并不觉得这是个正常现象。当然,受表扬不会难过,就像受了批评不会开心一样。我自认为从第一部电影到这一部,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变过的,就是在不同的电影形态上去做探索。因为去做探索,不可能每一次都做到完美。我很坚持我对电影的看法。如今一边倒的评价确实让我觉得好奇怪,觉得中国观众太冲动了,表扬时一窝蜂,批评时也是一窝蜂。

解放周末:您曾经在微博中说,“每部电影都会有它自己的命,每个电影人也会有自己的命”。在您看来,您作为导演的命运是什么?

当然,你说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是不是好,不好。但如果单就它们的生命状态来说,我想说一个最大的真话,是快乐而非内心的苦难感,支撑它们活在中国的土地上。

每周两次,我会准时收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素材,证明他们还活着,证明他们还在工作着。素材从一小时,两小时,到两百小时,到几百小时……经常只有通过卫星电话才能准确定位他们的踪迹。

这类评价我觉得对于导演的帮助不大,对于资方来说也是过于粗暴的一种说法。作为一个从业人员我觉得民众的声音是一种声音,但专业的评判还是要进入到一个技术层面比较好,而不是一味游走在“好片”和“烂片”的极端中间。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生与死的故事。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大自然不断轮回生生不息。我想通过一部电影来探索这个主题,我希望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理解这样的中国哲学。

熊猫母亲抱孩子的那个细节和人非常像。它去宠溺自己孩子的方式和一个人类母亲宠溺自己孩子的方式也是完全一致。所以我自己经历了有后代这件事情后,我突然发现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打开了,在平平淡淡的素材里,我突然看到了动物生活中有光的那一面。

刚开始接这个电影项目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陆川疯了——动物、孩子和水是电影界最难拍摄的对象。但陆川却没有退缩:“我想尝试新的类型,不想重复自己。”

我真的希望有更多这类型的电影,因为毕竟这五种动物只是凤毛麟角,还有太多的珍稀动物没有被关注。我希望这个片种能够发展起来。

真正的评价

东方早报:这部电影在最近上映的电影中,算是一股清流,你自己怎么看待同期上映的其他电影?

解放周末:您觉得迪士尼对中国电影还有何借鉴之处?

我也是个亲历者,在历次作品的大争论中间我亲历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评判的环境,可以有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说法出来。我很期待看到能让我知道电影工业该怎么去发展的影片,现在就是一言不合就烂片儿,然后就结束了。

2004年,以藏羚羊为拍摄主体的纪录电影《可可西里》一经上映即刻引发热议。

我觉得公平地说,导演们都在努力,没人说上来就想拍烂片的。问题在于这个探索跟中国观众的接受度之间,是有距离的。你距离是一步,让观众看得见你的背影,那就是个能够被接受的东西。

解放周末: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目前纪录类的电影排片比较少,您觉得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陆川:我因为发行这部电影,还没有时间观赏同行的影片。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了解这些导演,每一个导演在做电影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探索。

一个新的类型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其实需要更长时间、更为精耕细作的推广。很多人都很努力,但是我们依然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做到了吗?

“烂片!”“烂在哪?”“就是烂,特别烂,不用说了,烂!”——这就缺乏学术的一种探讨。

解放周末:《我们诞生在中国》 和其他6部自然电影相比,有何异同?

作为过去几年国内被骂得最凶的导演之一,在外界看来,陆川这次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意外的是,陆川对这些赞誉保持警惕。

自然电影是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中间的一种电影类型,它是在不改变动物基本生活轨迹的基础上,采用全景实拍手段积累一定数量的素材后,利用后期交叉剪辑方法,讲述一个属于人类自己的情感故事。

我们应该建立更加专业的电影评价体系,而非用匮乏的语言肆意攻击。

还有,以前我没有这么深刻地感受到人和动物是平等的,但是这一年多,我每天面对着野生动物,情不自禁地觉得其实它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占据了地球的资源高点、科技高点,可以轻易地灭绝一个物种。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帮助动物活下去。

第二,自然电影在美国基本上一年多会出一部,有固定收看的人群,所以它的票房相当好,而且在全球放映。在中国显然这部片子是迈出了第一步。至于未来,其实中国有很多特别好的纪录片导演,中国电影现在也不缺钱。

进入真实拍摄时,难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卧龙自然保护区的野生熊猫,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金丝猴,生活在海拔5000米高原的雪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还有扎龙和盐城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制作团队兵分五路,每组盯一种动物,一拍就是18个月。

《我们诞生在中国》上映已一周,批判和赞扬从未间断。

解放周末:动物、孩子和水,是电影界公认的最难拍摄的对象。用动物而且是野生动物来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究竟有多难?

如果说《可可西里》和《我们诞生在中国》在感受上给我的区别,那就是拍《可可西里》的时候,我在人身上发现了兽性,而拍《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时候,我在动物身上发现了人性。

不是票房,不是影评,而是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说、没有说,也不说它是纪录片。它是自然电影,它很大一部分是故事。所以我觉得把它当做一个偏故事片的电影来看,可能是比较轻松的定位。

解放周末:在您心中,评价一部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慢慢发展起来

解放周末:有人评价这是一部真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动物的真情实感可以与人类产生共鸣,您怎么看?

上映六天后,在他最新的微博里,陆川写道,“我们没有从院线消失,我们还在。”而这条微博的最后,他说:“每部电影都会有它自己的命,每个电影人也会有自己的命。”

最近,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很受关注。

东方早报: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会觉得这个故事太过于人类中心主义了,是不是有点浪漫化、英雄化动物的行为,把人的观念强加给动物?

解放周末:完成镜头拍摄后,选择素材是不是也成了挑战?

其实很多导演也是在慢慢积累的。所以我基本不太认同大家现在一味地贬低作品的态度。

解放周末:最近,“烂片”成了一个热词,高票房、低口碑的商业片都可被归为“烂片”之列。有媒体甚至说,中国电影正在步入一个“烂片时代”。您怎么看?

自然电影应该在中国

陆川:回想这3年的历程,有一种感受特别强烈,这是一部让人逐渐放弃所有杂念的电影,一部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得失心的电影,一部参与者放下成见,全情投入的电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好的故事,也为了故事里这些诞生于中国的野生动物。它们需要被我们看见,也需要被世界看见。

陆川称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再看熊猫和孩子的镜头会爱上那个镜头。早报记者 权义 图

导演陆川坦言,这是自己电影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影片。在这部电影中,他也在不断地成长与学习,对生死、对电影,也有了更深彻的体悟。

他也曾怀疑电影中文名称直译得不好,影响了排片。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陆川说:“英文的名字是用来给海外发行影片使用的,但是直译到中国市场确实有点像红色主旋律。用这样一个片名,最好是在之前能够跟媒体、公众、院线有一个沟通,看来这些工作可能都没有做够。”

透过它的镜头,看着在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在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的时间里,雪豹、金丝猴、熊猫的日常生活,许多人感触并感悟:这个世界是如此宽广,不可思议。

解放周末:之前都是独立拍片,这次与迪士尼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陆川:我们和迪士尼合作,发现他们的信条就是任何作品都要讲一个故事,自然电影也不例外。凡是好的电影都有一个好故事,只有强剧情和弱剧情的区别。

解放周末:一部讲述中国动物的故事,却是外国人投资拍摄的。这不禁让人发问:我们为何没能打造出一部中国自己的自然电影?

“五个摄影分队将自己消失在中国的崇山峻岭中;消失在茫茫戈壁上;消失在仅仅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荒野……

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和助手闷闷地坐在酒馆里,看着窗外欢快的人流裹着明媚的阳光从窗前流淌而过。我好像懂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下午就开始在酒吧中徜徉喝酒的人——也许他们心里都有一部完不成的电影。

但《我们诞生在中国》让陆川“放下了很多”。他找回了自己最早喜爱电影时最本质的东西,“不是爱电影的某种光环,也不是爱电影的某种气质”。

12年后,陆川选择在中国电影史上仍是空白的电影类型——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来告诉大众自己的变化。

这一次,因为拍这部片子,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素材,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可以存档也可以用于教学。我一直在“打广告”——有哪个公共机构想要这些素材可以随时和我联系,但可惜的是现在还是没人找我,素材还都留在我这里。

陆川:目前自然类的、纪录类的电影确实排片比较少,这并不是一件正确的或者正常的、合理的事。

第七部自然电影,它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中国的动物,中国的自然环境,还有在陆川看来最重要的中国独有的自然哲学。

这部电影推出之后,很多地方找我拍当地的旅游宣传片,但我希望不要重复自己。我会一直关注自然电影,也会一直热爱自然电影,但马上再去拍一部题材重复的电影是我自己不能允许的。从《可可西里》到《我们诞生在中国》正好12年,是一个轮回,也许下一个12年,我会再拍一个这一类的东西,但和这两部肯定不一样。

陆川:真正的评价不是票房,也不是影评人的评价,而是时间。我觉得一部作品的价值肯定不是在上映期间的10天、20天里发出的声音,时间会让一个作品的价值和光芒显现。在电影行业,每天都像下雨一样,下很多作品出来,新的作品覆盖旧的作品,能够留下来的被人传颂的,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好电影。

他说:“因着内心的向往,我们会在命运的道路上最终遇到属于自己的电影。”

陆川:粉丝经济是一个现实。其实,用有粉丝的演员无可厚非,粉丝号召力确实是现代影视业判断、选择演员的一个重要标准。但作为创作者,这只是给电影加分的东西,并不是电影的全部。

我一直认为,《我们诞生在中国》是这7部电影中最具有国家特色的一部。我之前觉得,这部电影最多也就是向世界传递来自中国的动物的信息,甚至这个信息还可能是隐藏的,并不容易被捕捉到。所以最开始我们“讲故事”主要是在动物层面上,没有想到从更高的层面上去讲。但是电影做完了之后,我发现它确实很“中国”,它展现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哲学,而且展现的比我想象的要多。而人们也确实从影片中看到了中国,这个结果让我很惊喜。

不谈宏大的东西,而是做基本的事情——讲好故事

而且,在工作中,大家都不是在谈一个很宏大的东西,而是在做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讲好故事,磨好细节,做一个好电影,这就是一种类似工匠精神的东西。

14年前,陆川凭借《寻枪》一鸣惊人。在此后的电影生涯中,他获奖无数,也挨骂无数。不喜欢他的人给他这样的评价:躁动分子、野心家、大忽悠,依据是他的电影的题材和价值观。

陆川:自然电影在美国基本上一年多会出一部,在全球放映,有固定收看的人群,所以它的票房相当好;而我们还没有自然电影这个概念,这次通过《我们诞生在中国》,中国的投资人、制作公司也了解到这个类型的电影的艺术魅力和商业价值所在。这开了一个好头。

陆川:我觉得公平地说,导演们都在努力,没人说一上来就想拍烂片的。问题可能也在于有些人的探索跟中国观众的接受度之间是有距离的。如果这距离是一步,让观众看得见你的背影,那就是部能够被接受的电影;如果是4步,观众够不着闻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是“烂片”。但是这个评价确实是很残酷的。现在基本上评价语言很贫乏。“烂片!”“烂在哪?”“就是烂,特别烂,不用说了,烂!”这就是缺乏学术的一种“探讨”。

解放周末:同样的,“粉丝电影”是近年来在中国电影圈中的热词和新话题。制作成本较低、以青春偶像明星为最大卖点、主打粉丝群体的“粉丝电影”已经呈风起云涌之势。

与之前执导的电影不同,陆川这次的镜头对准了中国特有的三种动物:栖于四川竹林的国宝大熊猫丫丫、美美母女,隐居于雪域高原的神秘生灵雪豹达娃一家,攀缘于神农架密林的逗趣顽童金丝猴淘淘,讲述了它们各自在神秘的自然保护区出生、成长的故事。

我也是个亲历者,在历次作品的大争论中间我亲历了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探讨和批评,不要一言不合就“烂片”,然后就结束了。

雪豹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种反馈;而熊猫妈妈与小熊猫身上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情感,又让我看到了我的妻儿的影子;金丝猴则很像年轻时候的我,对父母依赖,也有叛逆期而离家出走,最后重回家庭得到父母谅解,一切都是那么地熟悉。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解放周末:用3年时间完成《我们诞生在中国》,如今回过头来,您如何评价这部电影?

从雪豹到大熊猫、金丝猴,我从每个动物身上都看见了自己

我觉得,没有坏演员只有坏导演。你会看到,有些演员在某些导演的手里就很会演戏,在另外一些导演的手里就只剩下漂亮。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是导演和制片人这个团队,能不能选择、调教出好的、合适的演员来演绎这个故事。

每一个电影工业体系都有自己的标准。迪士尼的自然电影,有它的标准和规则,比如,画面中不允许有人出现。但如果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投资拍的,就可以有我们的规则与语言,继而发展出我们的风格和特色。所以我希望这个片种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一年有一部自然电影,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起码的。

2008年,迪士尼公司正式推出“迪士尼自然”,在这个新的品牌下制作自然类电影。

解放周末:我们并不缺少故事,而是缺少发现故事、讲述故事的人。

陆川:我觉得可以学习的一点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影像素材库,而且和很多电影学院、公共机构建立了良好联系。这使得这些素材能发挥更多的专业教育作用和社会普及作用,而从中受惠的电影人才和电影观众,又反过来推动了电影业的发展。

陆川:从雪豹到大熊猫,再到金丝猴,我从每个动物身上都看见了自己。

天上拍鸟,水下摄鱼,把镜头对准陆地上的猫科、熊类和灵长类,植物界里的花卉……在前六部电影中,每一部都有不同的主题:《黑猩猩》里收养和家庭的故事,《猴子王国》 里出生底层的猴子的奋斗和夺权,《生灵之翼》里的爱情和交配,以及《地球》中史级别的迁徙过程……